6月26日的《健康报》第八版刊登了我院急诊科主任张涛的文章，全文如下：
各国应急救援体系在升级
煤炭总医院急诊科主任 张涛
目前，国际上灾难医学与应急救援的进展也是不平衡的，仍处于曲折发展历程之中，不同的国家地区应对的灾难类型和救援现状也各有不同。
即便是美国的《联邦应急反应法案》也仅仅是19年前通过的，也就是1999年在全美联邦层面上拥有了一部统一应急反应法案，之前由各个州管理，在重特大灾难面前，凸显难处。“9.11”事件之后，美国又建立了国家紧急事件处理系统，进一步加强灾难事件应对能力。2003年3月，美国又新成立了联邦国土安全部，统一管理全美国的救灾防灾工作，负责平战时紧急动员、民防、救灾等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将公共卫生安全、国防安全、金融安全、技术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列为重要的国家安全。
不少学者认为美国式应急救援并非是最先进的救援体系，高人力高资金高技术支撑，使得救援成本过高。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支持在那些尚未建立发达的院前医疗系统或医疗资源有限的国家建立欧洲地区法国模式下的紧急医疗救助体系(简称SAMU),是最直接节省救援成本，救援效率最佳的医疗救援模式，既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又富含市场机制，能够可持续发展运营。它的特点是以电话号码“15”作为全国统一的急援电话,统一协调组织消防警察和专业医疗救护参与救援活动。并由急救专业的调度医生负责处理调度信息，若干组具有抢救复苏能力的专业人员(即移动ICU)科学分布于不同的街区，当有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SAMU通过与消防,警察紧密的共同指挥中心执行相应的急救任务。SAMU还直接参与国家或省级各项应急救援预案,其战略防备性医疗仓库中储备有大量的应急医疗设备，紧急事故发生后,甚至会在事故现场组成一个临时医院或野战救援方舱。 它的一切救援活动在到达现场时就已经开始,总体优势之一是强调在救治系统中对灾难事故伤员的整体性处理。
日本是自然灾难频发的国家，日本国民和政府层面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保持有清醒的危难意识和救援防灾意识，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由政府、社会团体、社区及个人组成的全社会救援防灾体系。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出现过一些新的灾难医学救援问题，日本与1996年之后更新了新的灾难医学救援系统，规定在每一辖区设置一家固定的灾难医疗中心，防备灾难的到来，改进了灾难、急诊医学信息系统，利用互联网对这些系统进行改进，并引入几乎所有的辖区，医院急诊、消防中心和地方及中央政府的办公室被网络连接在一起，相互交换信息，组建受过专门训练的灾难医疗救援小组，在灾难的早期阶段动员起来在受灾地区和医院积极参加救治，进行灾难医学的教育与培训。
而我国的应急救援得到充分重视发展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在管理上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国务院办公厅设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减灾委员会等机构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发挥运转枢纽作用。
历史上我国应急资源分散，发展不平衡,管理不统一，急救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够，分布不均衡，有时遇到类似指挥调度系统不统一，灾情数字不统一，指挥协调遇阻力，存在各为其主，各管一方现象。从应急预案角度来看,受到医疗卫生管理体制限制，应急预案有很多流于形式，与预案配套的后勤保障系统、通信联络系统、管理监督系统、专业救援结合、灾难救援培训等部分存在不完善现象。灾难医学救援的培训没有形成体系，公众防范意识教育也存在误区。同时应急救援对后勤、物资、通讯、交通、技术、政策等保障技术手段要求很高,很多情况下单一地区，单一部门难以有效应对，无法及时有效响应。上述问题既是客观存在也是灾难事故的自身特征表现。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为了预防事故发生、强化事故响应、救援和处置，提升国家应急管理综合能力，新组建成立了应急管理部，对应处理全国的减灾及灾害应急管理工作，并处于战备值班状态。此项建设意义重大，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和重要的政治意义，我们期待中国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不断提升。
